2020年世界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這場疫情嚴重影響了世界經濟發展。但是我國有效控制了國內疫情，在疫情中的所做所為極大彰顯了中華文化的強大力量。我們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中形成的抗疫精神已經成為社會道德共識，這種共識是對中華傳統美德的繼承與延續，也經過了無數抗疫英雄事跡等的實踐證實。但是很多人仍然缺乏思考危難的能力，在疫情防控中表現浮躁。一個家庭、一個單位、一個民族應該有民族危難教育，有挽狂瀾于既倒、在危機中發現生機的能力，而民族危難教育正植根于我們歷史文化傳統中。我們應該靜下心來，繼承儒家思想精華，思考新歷史環境下的民族前途與個人命運。
一、儒學用“明德”引領時代風尚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1]，文化強，首先一定是人心強，只有人民內心強大，才是真正的文化強。
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這個重大災難，每一個中國人都應思考國家命運，應思考在這種時期的個人擔當。那么，誰來做社會擔當者?該在社會中擔當什么?這是一種極其重要的自省與抉擇。這個時候，傳統儒學的價值和意義應該得到彰顯，在儒學觀念中，社會需要的擔當者首先是引領者。傳統文化中的“大學”是大人之學，是培養能起表率作用的擔當者。也就是說，儒家的“大學”之道就是關于明德向善、培養引領者的學問。
儒學“四書”《大學》中的“大”非同尋常，指的是人內心的強大。《大學》關注的是人的格局，“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儒學就是“大學”。什么是“大學”或“大格局”的人?“大學”或“大格局”的人是能起到表率作用的人。舉例說明，面對貨車貨物散落一地的情況，我們該如何做?這往往與前三個人的引領作用有關。最先三個人看到別人遇到了困難就伸出援助之手，便會喚醒人的善行，引導大眾都伸出援手。人都有善性，都有良知，關鍵是如何喚醒、誰來喚醒。
《大學》開篇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就是喚醒生命、喚醒良知，使好的品德成長繁茂。把良知喚醒了以后，人人會自覺幫助有困難的人。國家形象說到底就是具體國民的形象，國民見利忘義，甚至忘命，會形成不好的國民形象，會形成不好的社會風氣。社會上出現的熱議問題，很多是道德判斷問題，這時就需要有人做引領工作，出來擔當，進而扭轉風氣。那么，儒學是什么?具體而言，儒學就是培養引領風尚的人的學問，就是貨車翻車后引領人們助人為樂的人。貨物散落一地時，前三個人去主動幫助，他們就是以明德引領風尚的人。這樣的人越多，國家就越好，我們的社會發展就越穩健，這個世界就越美好。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出自《周易·系辭傳》，從字面理解，“業”是成功、功業，“德”是德行、道德。什么都能擁有叫作“大業”，每天都在進步叫作“盛德”。《系辭傳》還說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圣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這里講“易”，講“道”，就是講事物發展規律。易道廣大，無所不至，其特點就在于“與天地準”“能彌綸天地”。在這里，“顯諸仁”就是大業，“藏諸用”就是盛德。人們如果能遵循這個法則，正確把握“道”，就能指導具體行動，就能顯現出吉兇悔吝等仁德的不同境界與結果。真正的“富有”是無物不包、無所不有，這其實是指對境界與格局的擁有。
不難理解，社會需要“大人”“君子”走在社會前列。這樣的“大人”“君子”是格局弘大的人，是知是非、明榮辱、能擔當、敢引領的人。傳統中國科舉時代人們取得功名后彼此之間互稱“大人”，正是因為科舉的目標也是培養這樣大格局的大人君子，而不是僅僅選拔技術官僚。
二、儒學以“君子之道”濡染時代精英
新時代優秀企業家作為走在時代前列的人，一定要明理知義，所思所行應該在社會之前，從而引導世人遵道而行、循理而動。新時代企業家的擔當和引領行為具有重要價值，這正是提倡新儒商精神的原因所在。
完全可以說，廣義的“為政”就是社會管理。那么，社會管理者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為政以德”“政者正也”就是答案。哪些人是“為政者”?有德有位之人是“為政者”，“為政者”首先應該是社會精英，但社會精英并非單一評價標準。如果只依照外在標準，認為凡是經過高等教育的人都應是社會精英，是片面的。但實際上衡量標準是多個方面的，我們仍需要教育培養更多全面發展的社會精英。有的優秀企業家在企業里辦書院，實際是對教育的助力。一般而言，企業做好“產”“銷”就可以了，在辦企業的同時辦書院，實際是企業回饋社會、擔當責任，這是時代現實的要求，是強化人文教育與榮辱觀教育、培養時代精英的需要。作為中華經典的核心著作，《論語》在培養是非觀、榮辱觀方面作用重大。1914年，辜鴻銘先生在所著《中國人的精神》中說：“孔子全部的哲學體系和道德教誨，可以歸納為一句，就是‘君子之道’。”《論語》之學是君子之學，那么何謂“君子”?“君”字上面是個“尹”，“尹”意思是手里拿著東西，這個東西可以視為象征權力的權杖，下面“口”意思是發號施令。“君”就是領導者，而領導者應該是有德者。有德者在其位，在其位者有其德，這才能“為政以德”。領導者的“名副其實”首先是要有德。那么，“君子”是什么?君子之道就是培養社會精英。當然，當代社會我們所有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但人格平等不等于責任平等，這是問題的兩個方面。不難理解，受過更多教育的、“在其位”的人應擔當更多社會責任，要肩負起引領者的責任。
事實上，傳統文化最初語境中“三綱”中的“君為臣綱”所強調的是“為政者正”，指的是君上的引領；“父為子綱”強調的是“子不教，父之過”，指的是父親的引領。后來人們所謂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讓子亡，子不得不亡”之類的說法，絕不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的本意。也就是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非說上位者控制下位者，而是上位者承擔起自己的責任與擔當。按照《孔子家語·大婚解》中孔子的說法，“君子”最初即“君之子”的意思。父親為“君”，孩子就是“君之子”，君就是在其位、有其德的人。一個孩子被稱為“有教養”的“君子”，意思是“有人教”“有人養”，他就可以稱為“君子”，即“君之子”。隨著歷史語境的演變，父親未必是在位之人，但是父親可以教育出優秀的后代。所以，當夸一個人是“君子”的時候，其實也是夸他的家長、家教。
三、儒學以家國情懷強化責任擔當
中國人講究家國情懷，可以說，儒家哲學就是關于“家”的學問。在作為家庭的小“家”之中，父引領子，所以有“子不教，父之過”的說法。《論語》記載孔子說：“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其中所包含的就有父親有義務幫助子女確立志向、堅定志向。在作為大“家”的國家社會中，君引領臣，上級引領下級，所以有“為政以德”“政者正也”之類的說法。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說的也是這樣的意思。中國傳統文化最為關注社會引領、社會擔當，討論的正是社會管理。
“君子”一詞彰顯的正是“家”與“國”的高度統一。在“五達道”中，“君”與“臣”相對應，“父”與“子”相對應。君臣關系是一種工作關系，父子關系是一種血緣親情，那么這兩對關系為何可以類比?“君子”一詞實際上包含了家國情懷，具有溝通家、國的意義在內。《大學》即強調“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家齊而后國治”。《大學》1500余字，指明了由“我”而“家”而“國”的密切關聯，這是中國文化的獨特結構與努力方向。在家庭中教育自己的孩子，引導孩子的價值觀與社會主流價值觀一致。更為深入的是“我”與社會的雙向關系。《禮記·祭義》記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大孝尊親”意思是“大孝使親尊”，這里的“尊”是使動用法，指最大的孝就是讓父母受社會尊重，使父母尊顯、尊貴。比如，一個平民的孩子經過寒窗苦讀成為棟梁之材，那么家中長輩一定很高興。一個人得到社會認可，會被老百姓稱為“光宗耀祖”“衣錦還鄉”，這里面包含了中國的鄉土觀念、家族觀念，這皆基于中國人的家國情懷。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就是以“家”為中樞，柔和而強韌地聯系起了個人與國家。
孔子特別注重君子人格的養成。《論語》開篇講“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對于這三句話，我有不同于傳統的新解釋。孔子以君子自許，《論語》開篇強調的就是信念及信念的堅定，強調一定要有信念，叫“志于道”或“志于學”。所謂“學而時習之”的“學”其實應該理解為名詞，是道術的總稱，有“信念”“主張”“學術”的意思。這一章所記孔子之言的大意是：如果我的主張被社會普遍接受，得以在現實社會中運用，那不就是很令人感到喜悅嗎?即使不能這樣，有贊同我的學說的人從遠方來，不也是很快樂嗎?再退一步，社會沒采用，也沒有志同道合的人，自己也不怨憤，不也是信念堅定的君子嗎?此即“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是《論語》的開篇。
《論語》的結尾則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與《論語》開篇談君子形成照應關系。“不知命”有兩個層次，第一個是天命，第二個是使命。什么叫天命?孔子整理的《尚書》中講“天命靡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就是天意，天意的顯形就是民意。“天命”落實到具體生活，就是自己行動或實踐的使命感。所以，從外在講，人人有不盡相同的使命，或者人人皆有自己的天命。從內在講，就是要對自己的道德使命有明確的認知。有了對自己道德感的自覺，并把它付諸行動，就能成就自己，成就他人。如果是一名醫生，就要在醫術上精益求精，致力于救死扶傷；如果是一位教師，就要在努力提高教學水平，致力于為人師表、教書育人。所以《論語》末篇末章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就是指對社會責任的自覺擔當。
認識中國哲學、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認識哲學思想中的價值觀。有的企業家提出“永不裁員”口號實際就是“家國情懷”的彰顯：一個家庭出了問題，是不會“裁員”的。西方說他們是上帝的孩子，中國人都認為自己是父母的孩子。那么，父母愛我們，我們該不該愛父母?儒家講“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把這種愛和敬從家庭推廣開來，由“孝親”出發推廣開來，把家庭的教育與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統一起來。“大孝尊親”即真正的孝、最大的孝就是讓父母得到光榮、受到社會尊重。受社會尊重，得到社會認可，就一定與主流價值觀相一致。
在工商業領域，作為自然人，每個人都有對利的本能追逐，作為社會人，就必須考慮義的問題。孟子“述仲尼之意”，接續孔子、曾子、子思，孔孟之道成為傳統文化主流。《孟子》開篇就揭示了義利矛盾，孔孟之道強調修己，希望正確處理義利關系，強調以義為利、先義后利。今天，我們弘揚新儒商精神，需要大力傳承君子之道，強化社會責任擔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