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鳳瀚《西漢海昏侯墓出土竹簡〈詩〉初探》（《文物》2020年第6期）對海昏侯墓出土《詩》本做了較為全面的介紹，使我們對海昏侯《詩》簡的價值有了初步的認識。海昏侯劉賀墓出土有1200枚《詩經》簡，雖然多為殘斷簡，但數量如此大的《詩》簡對我們討論漢代《詩經》學相關問題意義重大。具體說，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關于《毛詩》與三家《詩》本差異的問題。漢興之初，書簡殘斷，經學文本多為再造文本。劉歆于《讓太常博士書》說，“至孝文皇帝……《詩》始萌牙……至孝武皇帝，然后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于全經，固已遠矣。”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漢代《詩》本是統一的文本嗎？或者說，《毛詩》與三家《詩》本差別大嗎？
以往囿于材料，我們只是知道三家《詩》本的一些零星材料。根據這些材料，學者判斷《毛詩》與三家《詩》的差別不大。今據海昏侯《詩》本可知，《毛詩》與三家《詩》差別還是比較大的。比如分卷的不同。《漢書·藝文志》記載《毛詩》二十九卷，而三家《詩》本二十八卷。它們之間的一卷差異何在，清儒王引之、王先謙都有各自的解讀。對照海昏侯《詩》看，不論是王先謙將《邶》《鄘》《衛》三詩合卷還是王引之以《周頌》三十一篇當一卷，都不正確。不僅如此，根據朱文可知，海昏侯《詩》分為二十九組，亦即二十九卷。這和《漢書·藝文志》記載《毛詩》經文卷數相同，和魯、齊、韓三家二十八卷經文不同。推其緣由，或是我們對簡文分組的解讀有誤，比如《魯頌》《商頌》篇數較少被合為一組，是否《曹風》《檜風》也被合為了一組？抑或是《漢書·藝文志》記載有誤，是否魯、齊、韓三家《詩》本也是二十九卷而《漢志》誤記？又或是海昏侯《詩》本是西漢早期的《詩》本形態，劉向整理圖書可能又對三家《詩》本做了調整，二十九卷遂變為二十八卷。而相對于分卷，分章的差異更大。海昏侯《詩》本章數為1076章，而《毛詩》為1149章，比海昏侯《詩》本多73章。但總句數二者相差不大，《毛詩》多21句，多出的21句大概便是類似《都人士》首章之類。具體到細部，依照推算可知，海昏侯《詩·小雅》只有299章，比《毛詩·小雅》少68章，但句數至少要多100句。海昏侯《詩·風》章數和《毛詩》相同，但句數至少要少120句。這些具體的差別不僅是編排方面，比如詩篇的排序、章節的劃分，也包括文本內容，尤其是文字和句數。或許待海昏侯《詩》簡全部公之于世，我們會有更深入的認識。
朱鳳瀚先生認為海昏侯《詩》屬于《魯詩》，這一結論或仍有商討的余地。無論海昏侯《詩》是否為《魯詩》，謂之屬于三家《詩》當無大礙。孔穎達說：“《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后，眾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為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由此可知，漢儒既各自再造《詩》本，又無舊《詩》本可參，故所造《詩》本各異。然魯、齊、韓既然同立于學官，《詩》本自當經過統一。漢代《毛詩》不立于學官，與三家《詩》自然不屬于同一系統。
第二，關于三家《詩》本關系問題。根據現有的材料判斷，三家《詩》本在詩篇數、編排、分章等方面應該保持較高程度的一致性。《漢書·藝文志》記載“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其言下之意即謂三家《詩》經的內容及編排具備一致性，文字或有差異。如果僅僅是卷數一致，經文內容及編排差別較大，當不至于如此表述。《漢書·藝文志》著錄“《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孝經》類序記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等“經文皆同”。可為旁證。而比較《韓詩外傳》引詩次序、海昏侯《詩》以及熹平石經《詩》的詩篇編次，也可發現它們幾乎一致。如《韓詩外傳》卷六引《詩》皆為《大雅》，其篇序為《抑》《桑柔》《瞻卬》《假樂》，和海昏侯《詩》中這幾首詩的排序相同，也和石經的排序相同。但是在《毛詩》中，《假樂》屬于正《大雅》。事實上，《毛詩》和三家《詩》對正《大雅》詩篇的編排并不一致。服虔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之“為之歌《大雅》”曰：“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翳》，是謂正大雅。”對照《毛詩》編次，則服虔所謂“正大雅”蓋自《文王》至《鳧鷖》，共計十四篇，至少《假樂》《公劉》《泂酌》《卷阿》等四篇不在其中，此正可與海昏侯《詩》、熹平石經相互印證。對照海昏侯《詩》，知《行葦》亦不在三家“正大雅”之列。但熹平石經殘石無《行葦》信息，故難以舉證。關于《行葦》詩旨，《毛詩序》謂之“忠厚也”，但《列女傳·晉弓工妻傳》、班彪《北征賦》、王符《潛夫論·德化篇》《吳越春秋》以及《后漢書·寇榮傳》等皆以為是公劉詩。既然三家《詩》學《公劉》不在正《大雅》之列，《行葦》不在其中也在情理之中。最后，漢人常以“三家《詩》”如何，以表述與《毛詩》的差異，也可證三家《詩》本為統一之文本。如《都人士》首章，鄭玄注《禮記》曰“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而服虔注曰“逸詩”，蓋亦本之三家《詩》為說。據此，清儒所謂“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于千百，而《魯》《韓》必同之”，雖稍顯武斷，但也并非全無道理。
第三，關于漢代經學“經傳合編”問題。關于漢代經傳的編纂形式，孔穎達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根據孔穎達的說法，馬融之前似經傳別行，而馬融之后則經傳合編。但海昏侯《詩》簡經的正文附有詁訓，如“金玉其相。相，狀也”。甚或附傳，如《陳風·墓門》“顛倒思予”，海昏侯《詩》作“……將顛倒思予乎。傳曰：晉大夫解居……（161）……婦人不由其道，為作是詩”。《詩》之外還有《春秋》這讓我們對西漢中期經傳的編纂問題有了新的認識，有學者也據此對孔穎達“經傳別行”說提出疑問，認為《毛詩故訓傳》也當如海昏侯《詩》經傳合編。但這一問題似乎不能一概而論，尤其不能將其絕對化。比如《公羊傳》，漢石經《春秋》確實是經傳別行，而海昏侯墓出土的《春秋》確實經傳合編。我想，不論是別行還是合編，皆以不影響理解經文為首要前提。漢石經《公羊傳》大概會標記“某公元年”以及其下的具體年數，這樣閱讀起來就相對方便。其次也當考慮內容，若內容太少何以成卷？就《詩》而言，雖然海昏侯《詩》簡有注文，但太過簡短。以《檜風》為例，海昏侯《詩》只是對“萇楚”“夭夭”“匪風發”“懷之好音”進行了簡單注釋，并且體例不一。如果這樣的內容單獨成卷，大概書于一二枚簡就足夠了，實在難以成卷。相比之下，《毛詩·檜風》注文有300多字，大約15枚簡左右。所以，我們猜想海昏侯《詩經》中注文大概是劉賀的個人行為，并非漢代《詩》經學之通例。《漢書·藝文志》記載《魯故》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韓故》三十八卷，與經文卷帙皆有不合。如何分合，尚難定論。相比較而言，《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則比較分明易把握。如果一卷之內的每首詩加上篇題和詩小序，相信《毛詩故訓傳》非常便于使用。這里有兩點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一是《詩》便于諷誦，沒有經文并不會對理解《毛詩故訓傳》產生太大影響。二是鄭玄說《詩序》原本合編，“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于其篇端”。推想毛公所以將《詩序》“各置于其篇端”不僅有助于理解經文，也是為了標識詩篇，便于理解每首詩的故訓。總之，《毛詩》的故訓傳與經文別行并不會影響使用，孔說不可輕易否定。
漢代《詩》本的流動性較大，今天的所見《毛詩》于劉向整理圖書之后又經多次整理。比如《毛詩》原本《關雎》分三章，而鄭玄分為五章。所以我們今日所見《毛詩》與海昏侯《詩》的不同，也存在較大可能性是鄭玄改《毛》所致。與此同時，我們似乎也不能忽視海昏侯《詩》作為隨葬品的屬性，以及由此導致的文本變形。因而在根據海昏侯《詩》簡等討論漢代文本共同屬性時，當保持一定的警惕性。作者：張玖青（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光明日報》（ 2021年08月16日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