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旭（博士，四川省自然資源廳主任科員，四川省委政研室特約研究員）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8月17日召開，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
高質量發展的重點要放在產業轉型升級上
產業轉型升級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十九屆五中全會將“經濟結構更加優化，創新能力顯著提升，產業基礎高級化”作為我國“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國要堅持不懈地推進產業轉型升級。
按照“微笑曲線”理論，研發、銷售等高附加值的產業位于曲線兩端，制造業等低附加值的產業位于曲線中間。因此，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推動高質量發展，近年我國制訂了一系列政策、規劃助推產業轉型升級，這在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明顯。如廣東于2008年就制定了“雙轉移”（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重大戰略，并將“產業轉型升級”作為歷次五年規劃的重要舉措。
經過全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奮斗，我國制造業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制造業向高端化和高附加值方向積極邁進，制造強國建設邁上新臺階。然而，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國博弈全面加劇，國際秩序深度調整，這將極大地增加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挑戰和難度。
要警惕產業轉型升級造成貧富差距擴大
雖然產業轉型升級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之舉，但它帶來的效應卻被大家忽略。社會上有種固有的認識：只要經濟發展了，很多社會問題也就迎刃而解，這也是過去常被采用的策略。但是，“蛋糕”做大了，并不意味著每個人分到的“蛋糕”都會變大，并且社會問題也會反過來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實際上，根據其他發達經濟體的經驗來看，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產業轉型升級將減少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比重，導致社會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擴大。這與黨中央提出“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的戰略部署相違背。
以珠三角地區為例，其產業轉型升級可以劃分為兩大類，即“再工業化”和“第三產業化”。不同城市由不同類型的轉型升級所主導，比如佛山、東莞、惠州等城市主要由再工業化主導，深圳、廣州、珠海等城市主要由第三產業化主導。不同類型的轉型升級產生的社會效應存在著顯著差異。就再工業化而言，佛山等城市的諸多制造業企業大規模引進機器人、人工智能等來提高生產效率，優化生產流程，提升產品質量。這將降低制造業對勞動力數量的需求，增強市場競爭，導致從業者議價能力下降，部分從業者面臨失業或工資下降的困境。并且企業對產品質量要求更高，意味著從業者會面臨更大的工作強度、更嚴苛的工作要求。這一現象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尤為明顯，如服裝制造、電子制造等，部分從業者紛紛離開再工業化地區。
就第三產業化而言，深圳等城市推動產業結構從第二產業占主導向第三產業占主導轉型。高端服務業如金融、會展、科技研發、商務辦公等大量涌入。一方面這些高附加值的產業將與本地制造業爭奪人才、土地等資源，推高房價、房租、教育等成本，導致部分制造業企業倒閉或外遷。另一方面這些高附加值產業也激發了城市活力，吸引了許多高收入群體，增加了對家政、保安、餐飲、快遞等服務業的需求。部分制造業中的從業者逐步轉移到低附加值的服務業，形成就業結構的分化。總的來說，不管是再工業化還是第三產業化，都將大大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生存壓力，他們極有可能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面臨著“降級”的風險，從而造成中等收入群體數量減少、低收入群體返貧的問題。在這種“擠壓效應”的作用下，大量農民工選擇回流至中西部地區。根據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0年在珠三角地區就業的農民工4223萬人，比上年減少195萬人。
我們也可以從美國產業轉型升級中汲取經驗和教訓。1950年代，美國就開始經歷產業轉型升級，許多就業崗位要不被自動化取代，要不轉移到國外，造成了美國制造業的“空心化”。產業轉型升級后，雖然美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經濟實力都得到了較大的提高，但是部分中低收入群體的生活、工作情況卻變差了，導致了美國社會撕裂和兩極分化。這一問題在曾經工業發達、后來衰落的“銹帶”地區尤為突出。
統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和共同富裕
我國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這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的成果，充分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此后，我國更需要警惕在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伴隨著產業轉型升級帶來的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兩極分化。因此，要統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和共同富裕，保護好中等收入群體，同時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著力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具體要做好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一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充分利用大數據，精準識別貧困人口，建立防止返貧的長效機制，避免貧困線附近的人群返貧；二是發揮鄉村比較優勢，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創造就業崗位，承接返鄉農民工，保護農民土地權益，為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失業的農民工留條“退路”，維護社會穩定，避免出現“城市留不下，農村回不去”的困境；三是延伸和發展國內價值鏈，促進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產業協同發展，提前做好產業轉移、承接工作，統籌優化產業空間布局；四是在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不搞“一刀切”，不一味追求經濟效率、產業高端化，平衡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地方可適當保留一些對環境影響不大、就業吸納能力強的低附加值產業，為中低收入群體提供就業機會；五是根據產業發展趨勢，充分對接市場，完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為中低收入群體提供適應新型產業結構的新技能，優化招聘求職服務平臺，做好再就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