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生生不息，是因為中華文化中藏著一系列獨特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碼。這里從中華文化的經典體系中，找到一些足以代表中華文化基因的核心思想。
其一，生生。
中華經典沒有關于上帝創世、上帝造人的信仰，中國思想家從大自然的化生過程中領悟到萬物、人類均是自然生成的結果，即所謂“生生”。《詩經·烝民》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禮記·哀公問》記載孔子之語：“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中國先賢將宇宙看作是一個“生生”的動態性自然過程，“生生之道”成為中國人思考天地世界的起點、過程和結果，中外哲學家均認同中國之道是“Becoming”（生成），而不是“Being”（存在）。
“生生”作為中國傳統思想理念的原點有兩重意義：其一，天地萬物是一個生生不息的永恒過程，即《易傳》提出的“生生之謂易”，由“生生之易”宇宙理念而產生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價值理念。其次，“生生”是指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產生了中國政治文化獨有的“生民”觀念，《尚書》有所謂“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中國先賢將正德、利用的價值追求，落實在人民大眾的“厚生”物質生活。正萬物之德、盡萬物之用，最終是為了厚民之生。從宇宙的生生之道到人生的生生之德，中國人始終將珍惜生命、自強不息的價值信仰，依托于萬物的生生之德、宇宙生生之道。
其二，自然。
“生生”的主體是誰？既然中國思想的主流不是上帝造世與造人，所謂“天生之”就可以理解為“自然”生成。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就是“自然”，即天地萬物均是自己而然。無論是宇宙之生生，還是人類之生生，并沒有一個外在目的使之然，而是一個天地、萬物、人類的自我生成的無限過程。雖然人生出來后會產生“人為”的目的性，但是“人為”必須尊重“自然”，“自然”高于“人為”。“自然”是宇宙的法則，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時也是人類的最高境界。
其三，禮義。
人的生生必然體現為與“生”相關的“情”“欲”，故而《尚書》云：“惟天生民有欲。”但是，中國思想家既充分肯定生生之“自然”的情、欲，又擔心“人為”的情、欲對社群、家國造成危害。所以，中國先人創造出禮義制度，將人的“情”“欲”納入到一套禮義規范體系之中：“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所以，中國先民從原始時代開始，就形成了一套維護家國秩序的“禮”。夏商周三代是中華文明禮義之邦的奠基時期，特別是周公的制禮作樂，將國家制度、社會生活、文明形態的禮樂制度統一起來。不否定人生必有的“情”“欲”，但是將其限制在合理性（家國秩序）的“禮義”之中，使中國成為了發達的禮義之邦。
其四，仁愛。
禮義文化以維護家國秩序為目的，故而強調社會身份的差別，為了超越禮義的差別性、強制性，中國文化又產生了仁義的思想理念，希望提升人類普遍具有的內在道德情感、相互感通的良知良能，建立一個人人相愛的和諧共同體。仁愛是從禮樂文化中衍生出來、服務于禮樂的價值序列，但是仁義形成之后，就成為又一種新的思想理念。
其五，中道。
合宜、恰當的規范就是所謂“中道”。“中”與“道”其實是可以相互詮釋的，即所謂“中行猶在道”，“允執厥中”的“中”，也就是“道不可須臾離”的“道”，它們均是指各種類型行動的適度、恰當、正確。與此相關，任何合乎“中”、“道”的政治行動、軍事決策、日常行為，均是指實踐者的行動的過程正確與目的實現。“中庸之道”既可以體現為人之為人的人之道，即成為一種人類社會的禮儀制度；也可以體現為天之道，是一種宇宙秩序的和諧狀態，即《中庸》所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是人之道，源于人的情感欲求、內在心靈，是人“不可須臾離”的；“中”作為天之道，是一種超越性的形上存在和宇宙法則。
其六，民本。
從思想原初意義上講，民本作為一種思想理念，其實是以“生生”與“生民”的思想理念為基礎的。天地生人，“立君”的根本目的仍然是“生民”。荀子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將“立君”納入到“天之生民”的終極目標之中，恰恰體現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是立足于中華文明的思想原點的。
所以，代表人類最高政治理想的“得天下”，恰恰是以生民的“民心”為基礎的。就思想理念的直接關聯度而言，民本是仁義在政治領域的具體運用，所謂仁政其實是要確立以民為本的政治目標與“民為邦本”的政治原則，強調人民利益是國家和政治基礎，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他們推崇“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理念，希望以此作為國家治理目標。仁政的本質是愛民，認為統治者必須以人民的利益與意志為出發點，才能保證國家政權的穩定和延續。孟子認為，堅持“愛民養民”的政治目標，強調要獲得民心就要施行仁政，“民本”思想是仁愛精神在政治領域的體現。
其七，家國。
中國傳統價值本原不是原子式的個人，任何個體均是處于家族、國家關系之中，個體生命的價值、意義往往依托于家國的價值與意義。正如《周易·序卦》所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儀有所錯。”
天地化生萬物，男女結合的家是社會的基礎，國則是家的延伸，代表家的夫婦、父子一定先于代表國的君臣、上下。但是，中國思想傳統堅持家國是同構的原理，家國同構既是指家與國的組織是同構的；同時還指家、國治理結構相通。所以，中國傳統的“家國”，不僅僅是指外在的政治社會結構，同樣還是指內在的文化心理結構，后者就包括所謂親情、故鄉情、愛國情等在內的所謂家國情懷。
其八，天下。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天下”不僅僅是全部天地的空間概念與人類世界，更是一種合理性世界秩序與理想化價值體系的建構。所以，在中國傳統的思想世界中，現實的天下是由詩書禮樂之邦的諸夏與文明程度不高的蠻夷戎狄組成的，中國即諸夏，在方位上是中心；蠻夷戎狄在方位上是四裔。
由于“天”代表一種普遍性、公正性、權威性的法則與律令，天下一切生民必須共享這一普遍性、公正性的法則與律令。儒家經典追溯的理想化“天下”在“三代”時期，“三代”代表了這一理想的世界秩序與倫理精神。天下理念并不在意人世間的種族差異，而凸顯理想世界秩序、天下有道的重要性，故而特別強調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普遍、永恒意義，強調天下的利益、價值高于種族、國家的利益、價值。
其九，王道。
王道相對于霸道而言，霸道的標志是富強，而王道的標志是民心；霸道實現目標的過程是武力征服，王道實現目標的過程是天下歸心。可見，王道不僅僅是家國范圍內施行禮樂、仁義的治理方法，更加重要的是重建天下的文明秩序，并且主張在重建天下文明秩序過程中，民心所向、心悅誠服恰恰是王道實現的根本標志。故而王道必須超越家國治理而代表天下文明秩序，王道關注的范圍是超越家國范圍的天下之道，最終實現“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的生生之德。
其十，大同。
當王道指向最終目標時應該是“大道之行”的天下大同，《禮記·禮運》肯定歷史上存在一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時代。中國思想家普遍向往那一個“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大同之世”。中國人既向往最高理想，同時又承認自己所處的時代是“小康”時期，“小康”之世是從現實出發的不得已的主張。所以，在“小康”階段可以遵循親親為大的道德實踐原則，但是還有一個“天下為公”的“大同”時代，體現出博愛價值。
統合上述思想理念，歸結為以“道”為本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中國哲學的最高范疇是“道”，而“道”本質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體現。“道”既是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必須遵循的自然法則，故而稱之為“天道”；又是人在生活實踐中逐漸建立起來的家國體系、天下秩序的人文準則，故而稱之為“人道”。中國有諸多思想流派，他們關于天人合一思想是完全相通的，他們最終均希望通過人文實踐而上達于天，實現參贊天地、化育萬物的天人合一之道。
可以說，中華文化蘊藏著這些獨特的思想要素和文化基因，既是中華民族在數千年歷史上得以生存、延續、發展的內在原因，也是中華民族能夠迎接現代化挑戰，能夠在近百年的近代化洗禮之后，獲得鳳凰涅槃式新生的根本原因。
（朱漢民 作者為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
